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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夫婦:與孩子一起成長
2014年04月23日 07:54:30  來源: 中國新聞網 【字號 】【收藏】【列印】【關閉

藍偉光(後排右起)和陳霓育有三男一女,組成了快樂的大家庭。(大兒子不在照片中)(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/鄔福梁 攝)

  藍偉光(後排右起)和陳霓育有三男一女,組成了快樂的大家庭。(大兒子不在照片中)(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/鄔福梁 攝)

江建平(右起)和王燕夫婦育有兩女,在女兒的教育和成長過程中,夫婦倆觀念轉變,獲益良多。(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/溫樹良 攝)

  江建平(右起)和王燕夫婦育有兩女,在女兒的教育和成長過程中,夫婦倆觀念轉變,獲益良多。(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/溫樹良 攝)

“80後”夫妻陳奇(左)和胥妍娜的第一個孩子去年年底誕生,他們已準備懷第二胎。(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/龍國雄 攝)

  “80後”夫妻陳奇(左)和胥妍娜的第一個孩子去年年底誕生,他們已準備懷第二胎。(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/龍國雄 攝)

  據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報道,新加坡來自中國的新移民[微博],有不少夫婦為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做出貢獻——已經生了或準備多生個孩子。《新匯點》訪問三對新移民夫婦,暢談“多生多育”,分享生兒育女的經驗和體會,比較新中兩地在生育和教育方面的相同與不同。

  生養是為人父母的責任

  藍偉光(50歲)和陳霓(48歲)夫婦倆在新加坡定居已經20多年,育有3男1女4個孩子。陳霓笑説完成了“增産報國”的使命。

  陳霓的話説得實在:“華人一向有多子多福的説法,因中國獨生子女政策,所以到新加坡後準備多生幾個孩子,這都在計劃之內,想説多生幾個,孩子們之間多幾個伴。‘養兒防老’的説法也有道理,假設父母年老有恙,試想一個孩子該多麼無助,多幾個孩子的話就能輪流照顧,相互分擔。”

  陳霓認為新加坡生活較安逸,政府在生育這一塊補助上也相對周全,“但還是偶爾聽到一些耳語,説政府只給一筆花紅,但養兒是一輩子的事情,這筆花紅好像不夠。不過,生養是為人父母的責任,總不能全依賴政府吧。”

  在陳霓看來,生育率低不是單一國家面臨的狀況,是全球性難題。“只能説新時代的年輕夫婦,考慮得比以前多,容易緊張。我倒鼓勵新加坡的年輕人不需要考慮那麼多,該生就應該生,早點生,多生幾個,體力和精力都跟得上,過了年齡,懷和生就難了。”

  陳霓説相比中國,新加坡的生育政策一直都相當開放,她也欣慰中國終于要放開對二胎的限制。

  每次回中國探親,一家六口陣容龐大,陳霓説自己被親戚稱為“英雄母親”。

  目前在三達國際集團擔任總裁的藍偉光博士,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後一直在企業工作。他説養育4個孩子在經濟上並不是負擔,因自己忙于工作,看管孩子的重擔主要落在太太陳霓身上。

  陳霓一手帶大幾個孩子,生小兒子的時候才請了女傭,她並不覺得帶孩子有多麻煩,孩子也不存在融入的問題。“大兒子來新時已經5歲,很快適應了這裏的生活。另外三個小的在這裏出生,就跟這裏的小朋友無異。”

  和父母交流時能流利使用華語,孩子們之間英語溝通無礙。家裏每個孩子都在新加坡的英文環境中成長,也依然保持較高的華文程度。

  “我自己也當過老師,不想給孩子們壓力,新加坡的教育環境已經不錯了,所以孩子們順利學習成長。雖然補習盛行,這一點我徵求過孩子們的意見,他們都説不需要補習,我也並不覺得有這個必要,他們成績都過得去。”陳霓説。

  陳霓認為,新中兩國的孩子各有各的壓力,中國學校作業量大,新加坡則重在考試。“望子成龍是老一輩華人的傳統觀念,我們這些經歷了兩地社會文化衝擊的父母,倒真希望兒女們健康、快樂、獨立就足夠了。”

  陪著孩子成長,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長

  江建平(52歲)和王燕(51歲)夫婦在1994年獲政府獎學金,從江蘇來到新加坡國立大學,帶著1988年在中國出生的大女兒。

  來到新加坡後,發現身邊的新移民夫婦朋友基本都生了第二胎,他們也在1998年生下小女兒。

  兩個女兒相差10歲,王燕説女兒們性格迥然不同,因此對她們所採取的教育方針也完全不同。

  江建平説:“大女兒完全是按照精英教育的理念養育成人。”搞科研出身的江建平,擁有博士學位,像很多中國嚴父一般,認為女兒在學業成績上必須是拔尖的,不然就會失去很多機會,因此大女兒無論什麼年級,每次考試成績絕不能掉下前三名。

  大女兒嚴格執行並達到父親的要求,理科方面表現出色,直到大學入學選科,一向聽話的她第一次對父母提出要求:“我文和理都可以,選什麼都行,但我覺得我若選讀文科會很快樂,並且選科關乎我未來工作前途和人生志向,所以爸爸媽媽請讓我自己選吧。”

  因大女兒這番話,夫婦倆才覺察到大女兒這麼久以來在“高壓政策”之下,沒有完全發揮出自己的天性,自此反省而順從了大女兒的意願。她如願讀了大眾傳媒,畢業後本想做翻譯,卻因在假期背包旅行中嘗試過支教,對春風化雨的教師職業産生興趣,正在成為教師的道路上前行。

  有前車之鑒,在小女兒的教育方式上,這對父母就開明多了。江建平坦言太太做了不少思想工作,自己才能扭轉思維,從對大女兒自上而下的授命方式,變成了和小女兒平等溝通的模式。

  “小女兒活潑外向,小時候就開始做化學實驗,擅長理科,”王燕説,“但我們學會尊重她的意願,給她選擇的權利。”

  小女兒在南洋女中讀中一時,寫過一篇文章《我的母親》,文中寫説媽媽“給予自由卻不‘放羊’,允許我犯錯也教我勇于承擔後果,什麼都可以和媽媽講,媽媽什麼都允許我去嘗試。”

  王燕説:“想開了,不求女兒們要多優秀、多精英,這畢竟是她們自己的人生啊,我們做父母的就不必多干涉了。比比看小時候在中國,我們父母那一輩的教育理念,就越發現人性化教育才是最好的。”

  對孩子的品格養成上,王燕卻沒放手,“這是不能假手于人的,不能把孩子的品德教育丟給女傭。華人的厚道、謙和、孝順、溫暖和人情味,父母得一點一滴言傳身教。”

  女兒們尚小時,王燕便辭去職業成為家庭主婦,相夫教子至今,以義工為業。她除了在學校擔任義工,還參與世界宣明會的扶助困難兒童計劃。曾擔任跨國企業的區域研發和技術總監的江建平,近年也慢下步調,進入理工學院擔任高級科學家。夫婦倆説,因為兩個女兒,生命變得更完整、豐富,陪著孩子成長,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長。

  為孩子和家庭奮鬥

  生為中國“80後”的陳奇(34歲)和胥妍娜(30歲)夫婦,圍著去年底才出生的女兒團團轉,卻已在“籌備”明年懷孕生第二胎。兩人在新加坡超過10年,結婚3年。

  陳奇説,生第一個孩子的想法源于對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尊重,要完成對父輩的交代;要生第二個孩子則是有感獨生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太寂寞,有兩個小孩,他們可以在以後的人生中互相扶持為伴。

  年紀輕輕的兩人,發現有了小孩之後,相比“二人世界”,家庭的定義和意義到了另一高度,孩子讓他們變成更完整也更相愛的一家人。

  時下生孩子養孩子越來越“貴”,胥妍娜對這種説法持保留態度。她説:“保守的觀念是有多少錢就過什麼樣的日子,可積極的想法是:這樣更能夠激發工作幹勁,為了給小孩和家庭提供更高品質的生活去奮鬥,這種努力和付出很值得。”

  比較新中兩國育兒的開銷,胥妍娜説,在中國生孩子開銷便宜,她家鄉綿陽這樣的三線城市,剖腹産收費5000元人民幣(約1000新元),而在新加坡,則花了1.2萬新元,幸而從産檢到生産都有公司的補助。

  産品方面,中國育嬰品選擇很廣,價位差別也很大,若選用品質較好的産品,價位對于中國普通收入階層來説是偏高的。在新加坡,因進口産品種類繁多,中國和歐美産品都有廣大的選擇空間,可做出更物美價廉的消費選擇。“我感覺在新加坡購置寶寶用品,付出工資的一小部分,就可享用到比較高品質的産品。”

  在這個雙薪家庭裏,平時上班時有雙方父母間隔飛來幫忙照顧。但有了寶寶,多了很多家務,在陳奇赧顏説自己當爸爸的,到底沒有太太的細心和耐心,所以主動挑起家務,但每天堅持有一頓奶由自己餵養,並在太太給寶寶洗澡時幫手。胥妍娜投入寶寶的照料,當然也沒撂下職業女性的身份。

  胥妍娜説:“我的雇主是家美國信息技術産業公司,支援和鼓勵家庭工作平衡,除了有取乳室和存乳箱,我挺滿意公司對于孕期和哺乳期女性員工在工作時間上的靈活調整,老板體諒初為人父人母的一些突發情況。公司還有每年一次的‘帶寶寶上班’活動,鼓勵員工帶小朋友到工作場所參觀。”

  對不滿周歲的小嬰兒談人生規劃尚早,這對新手父母打定主意,“要讓女兒成為她想要成為的人,而不是成為我們想讓她成為的人。”

  “但原則性的東西不能放棄,比如中文,希望孩子有足夠能力來體會和運用博大精深的中文。”陳奇説。

  “是啊,我也希望孩子對中國的定義不僅僅是爸爸媽媽出生的國家而已,”胥妍娜説:“中國是一種‘根’,所以我會盡可能讓她接觸中國,比如回中國住上一段日子。”

  “偶爾聽到一些耳語,説政府只給一筆花紅,但養兒是一輩子的事情,這筆花紅好像不夠。不過,生養是為人父母的責任,總不能全依賴政府吧。”(王一鳴)

  (原標題:中國新移民在新加坡的生育故事:陪著孩子成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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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編輯: 王秀 ) 【字號 列印關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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